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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谈互联网+: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异同

[日期:2016-01-29] 来源:亿欧网  作者: [字体: ]

  陈禹:感谢车宏安老师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和各位年轻朋友交流。车老师给我出的题目是一个当前的热门话题——“互联网+”。从网上查一下,关于这个议题的论述与讨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观察的视角也是各种各样,从技术到经济、社会、哲学,各种见解和意见大家都已经读到了许多。那么,今天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和大家分享的视角和观点是什么? 简单地说,我想说三句话,或者说三个观点。

  一:“互联网+”的涌现是人类社会深刻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目前的经济学的理念,大大落后于社会进步的步伐,急需更新和反思。

  三:青年朋友面对这场变革,如何思考和应对? 关于从何入手的一点建议。

  一 、信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

  我们所说的信息经济,是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的。目前,对于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发展历程,一般的提法是:农业时代和农业经济、工业时代和工业经济、信息时代和信息经济。前两个阶段,在名称和特点上大概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工业时代以后的这个阶段,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从最笼统的后工业时代,到最技术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人们可以列举出几十个不同的说法和概念。社会的范围比经济更大,我们这里不展开讨论。就经济系统而言,我们的观点是:信息经济的提法比较合适。我在这里不打算详细比较这些不同的提法,而只是想强调“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个观点。

  之所以想谈这一点,是因为2015年里经济学界的一些争论。一些学者明确地主张:亚当﹒斯密已经把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讲清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念和体系不需要进行根本性地重构和更新。更有甚者,还有否定“互联网思维”的说法,认为只要“独立思维”就够了!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是这样一个理念:人类社会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我在这里要明确地表示反对。所以需要花一点时间,重复一些基本的事实。

  

 

  从上个世纪的后半叶开始,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是从技术开始的,但是其引发的变革浪潮,迅速地超出了技术的领域,从经济、文化、社会、法律、政治直到人们的思潍方式和日常生活,没有一个领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行业能够置身事外。无可争辩的、客观的实际情况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深刻的巨变。这是我们对于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这半个世纪的变化,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技术与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如果说,我们今天可以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形象化地称为“互联网+”的话,那么,近三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同样可以被称为“蒸汽机+”。新技术与各种传统行业的融合,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新的业态的不断涌现,分工合作的格局变化与范围扩大,所有这些似曾相识的社会现象,展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和方向。区别在于,处理能源的技术换成了处理信息的技术,蒸汽机换成了互联网。

  150年前,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在欢呼美国东西海岸铁路通车时,曾写出了如下的著名诗句:

  地球必须联成一体,用铁路网联成一体,

  种族之间、比邻之间必须彼此嫁娶,

  必须横渡海洋,使千里变为咫尺,

  各国国土都必须连在一起,

  --沃尔特﹒惠特曼 《走向印度》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蒸汽机+”和“互联网+”,历史真是惊人地相似。蒸汽机(当然还有电动机,这里只是作为一个代表)和计算机芯片(同样还有光纤和微波通信)在刚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些新技术。引起人们关注的,只不过是多带动了几台纺纱机,或者方便了求微分方程的数值解而已。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它们的意义远非止于此。关键在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的资源——能量和信息,得到了全新的处理手段。由此释放出来的精灵(也许是魔鬼)在几乎所有领域都能够施展其无穷的能力,创造丰富的财富。于是远洋轮船、跨州铁路带来了工业文明,互联网和手机带来了信息时代的曙光。 先是企业内部的动力和信息的管理,然后是跨企业、跨行业、跨国家的全新的能源市场和经济格局。先是经济活动,然后是相应的法规的出现,然后是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人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最后是思维方法和哲学观念的更新。 多么相似啊!

  当然,既然是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就会具有一系列根本性的区别和变化。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和信息社会50 人论坛,近年来对于这些异同(即普遍规律和特殊性)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讨论,已经先后出版了一些书可以参考,这里只列出几个要点,不再详细重复。

  相关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看以下书籍:

  陈禹、方美琪:《复杂性研究视角中的经济系统》商务印书馆, 2015.6.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12

  信息社会50人论坛:《边缘革命2.0》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4.11

  信息社会50人论坛:《未来已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1

  

 

  信息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首先,经济活动所依据的核心资源和相对应的处理技术不同。工业经济靠的是能源和蒸汽机、电动机;信息经济靠的是信息和现代信息技术。由此而来,人类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大大加强,生产财富的本事大大加强。用我们习惯的用语来说,就是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其次,由此而来的分工合作的模式和格局不同,从而形成的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一样了,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也大大扩展了。特别是在社会各层次上,个体和整体的相互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个人和企业,企业和行业,地区和国家直到国家和全球经济。)用我们习惯的用语来说,就是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由于上面的原因,经济系统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系统效应,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太效应、路径依赖、状态锁定等复杂系统的行为特点,使得经济运行的规律变得与以前大不相同。与简单系统的均衡状态相比,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在这种变化中,信息和心理的影响力量大大提升。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等现象,充分表明,坚持“信息完全假设”的传统经济学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股市的起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与此相关,把经济现象与文化和社会心理完全割裂开的“纯经济研究”也已经走到了头。

  总之,我们要再强调一遍,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是全新的经济和社会。

  二、当今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大大落后于实际

  在座的朋友大概都学过经济学的不少课程。大家不妨回顾一下,我们在大学课堂上所学的经济管理的课程究竟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理念?这些理念和我们今天的现实有多大距离?或者我们把话题再扩大一点: 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的管理者的培养中,究竟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究竟应当传播和培养什么样的理念?

  在社会和经济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的时候,出现种种动荡和不稳是必然的。 当今社会的种种冲突和矛盾,从根本上说正是新的生产力和传统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导致的。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纵观世界各国,今天几乎都处在类似的不稳和动荡之中。这充分表明了人类已经走到了新时代的门槛。

  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急于寻找摆脱困境的药方。问题在于,向哪里去找?欧美的情况大家都看得到。以美国为例,几十年来,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来回摇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结果是长期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在我国,更是意见纷纭,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回到某某”,有人推崇“某某模式”。其实,既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形态,怎么可能在祖先那里找到现成的药方呢?至于向外看,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西方自己已经焦头烂额,就说面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现成的模式呢?

  纵观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修修补补,还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为执行者的错误,都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燃眉之急。最近的“熔断机制”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实际情况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现行的理论框架中,在经济学的现成武库中寻找药方,是找错了地方。现在需要的是突破传统的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我们对于经济这个复杂系统的理解和认识。 简单地说,信息时代和信息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学的思维。

  

 

  不少人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没有问题,只是执行者的私利和失误。我们实在不敢苟同。从逻辑上讲,既然信息经济是全新的经济形态,怎么能够要求250年前的亚当﹒斯密替我们今天的人们准备好完整的解决方案呢?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古典经济学在具有当时当地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性。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展开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详细剖析。我们只是简单地列举其最基本的理念中,三个最关键的偏颇。

  首先,对于分工合作认识的偏颇。没有合作的分工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古典经济学把分工合作中的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对立统一,简单化为绝对的对立,从而栽下了社会冲突的祸根。无论是成为“阶级斗争为纲”的经济基础的、绝对化的劳动价值论,还是导致“剥削有理”的“一切向钱看”,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

  其次,在价值概念和计量方法上的偏颇。由于闭眼不看经济系统中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情况,传统的经济理念用抽象的一般等价物——“钱”作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评价标准。这种“一切用钱算”的理论,必然地导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当这种把货币神化的理念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的时候,资本无限制扩张的趋势就必然一发不可收拾,于是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龐氏骗局就是必然出现的后果了。

  第三,在供应和需求问题上的偏颇。传统的经济理论把只适用于物质产品的、局部的供需规律不加限制地扩大到一切产品、一切领域。于是,收视率第一、审丑闹剧、炒作成名、代考枪手、论文作假等种种奇谈怪论和丑恶现象,纷纷以“市场规律”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各种黄色的、黑色的利益链陆续形成,而我们的管理部门对此不仅软弱无力、束手无策,而且似乎还有点“理亏”。

  我们无意把这些问题简单地都归咎于经济学家。但是作为“经世济民”的科学,经济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我们的经济学界应该给社会一个明确的、科学的回答。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状况,从政策制定、报刊上的文章到大学课堂里的教科书,实在是无法令人满意。我们总不能在大力解决七千万人口的贫困问题的同时,默认不断加剧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不应该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听任“一切向钱看”和“厚黑学”的泛滥。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曾对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没有能够预料到?”,大家都知道,皇家科学院经过认真研究给出的回答是坦率地承认: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际距离太远。科斯逝世前曾一再批评“黑板经济学”。最近“熔断机制”的事情,再一次给出了最新的案例。这样的情况难道还需要解释和证明吗?

  三、顶天立地、迎接未来

  在座的各位比我们这一代人幸运,赶上了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机遇。回顾我们这几十年走过的曲折的认识道路,我想给各位的建议就是: 顶天立地、解放思想、积极应对、拥抱未来。

  “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是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我坚决反对那种向老祖宗要现成药方的、无所作为的态度。从孔夫子到马克思,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他们的所有贡献和真知灼见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领会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互联网,没有用过手机,没有跨洋旅游的体验,怎么能够要求他们告诉我们如何制定滴滴打车的管理办法呢?维纳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人有人的用处》,我们不妨再向前走一步: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用处。 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思想解放,今天仍然需要思想解放。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于“回到某某”、“某某模式”的思维方式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呼唤全新的经济学理念!

  顶天立地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 首先是要从历史长河的尺度、 从全球一体化的视野看待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种种事情。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真地阅读亚当﹒斯密 、马克思、米瑟斯、哈耶克、凯恩斯,看明白他们的贡献是什么,局限在哪里,哪些问题没有变化,哪些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哪些问题是他们提出了但是没有解决,哪些问题是当时所没有的、现在新出现的,如此等等。同样,我们要关心欧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印度发展中面对的问题和中国的异同?非洲的发展道路有何特点?所有这些事情中普遍规律是什么、特殊性又在哪里?

  立地则是我们要从身边的事情入手。我们有幸身处改革开放的中国,世界最大的市场。不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鲜活的案例和海量的数据。随着数据的开放,我们今天已经面临着冯﹒诺依曼70年前所希望的局面。

  

 

  冯﹒诺依曼在1944年曾经讲过:“我们对于经济学中有关事实的认识太少了,根本无法与完成物理学的数学化时人们所掌握的物理学知识相比。事实上,17世纪的物理学,尤其是力学,之所以会出现决定性的转折,是由于此前天文学的发展。而天文学的这种发展,是以几千年系统、科学的天文观察为基础的。到了才华超群绝伦的天文观测者第谷时,这种天文观测达到了顶峰。在经济科学中,没有任何类似事件发生。在物理学中,设想没有第谷而出现开普勒和牛顿是荒唐的——我们没有理由希望经济学的发展会比物理学的发展更容易。” -- 引自 《数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 P58 在同一处;他还指出了脚踏实地、研究具体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在每一门科学中,当通过研究那些与终极目标相比颇为朴实的问题,发展出一些可以不断加以推广的方法时,这门学科就得到了巨大的进展。” --引自《数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 P62;“我们相信,尽可能多地了解个体行为以及交换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必要的。… … 经济学家们常常致力于一些更大的、更“热”的问题,并且把妨碍他们做出关于这些问题的结论的任何东西都扫除一清。比较先进的科学如物理学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性急的做法只会延误对包括那些“热点”问题的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的进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定在科学研究中存在捷径。”

  --引自《数学在科学和社会中的作用》P63 。

  所以,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做到前人所无法达到的科学高度。前景是乐观的,悲观的、无所做为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相信,人类的前途、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目前的种种迷茫和混沌,都只是新时代到来之前的暂时现象,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在新时代到来的时候,积极的态度将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准备。

  2016.1.18 于 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列车上。

  陈禹老师是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已退休),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经济科学实验室,首次把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介绍至国内,翻译出版了该理论中两本重要的著作:《隐秩序》和《涌现》,也是《复杂性研究视角中的经济系统》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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